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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  孝贤纯皇后(1712-1748),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清高宗乾隆6261696475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1333264653965帝第一任皇后。  名门淑媛  孝贤皇后出身满洲镶黄旗。镶黄旗为上三旗中的首旗,由皇帝亲统,地位很高,在清代皇后中,真正出身于满洲镶黄旗的并不多。孝贤皇后不仅旗籍高,而且出渗脊身于名门宦家,世代簪缨。富察氏为满洲八大姓之一,从太祖到世宗时期,富察氏家族人才济济,名臣辈出,为清代多建功勋。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她的祖先旺吉努就率族众归附了后金,在统一东北、创建帝国的多年征战中,屡建战功。她的曾祖父哈什屯在太宗朝以军功官至礼部副理事官,至顺治年间,累官至内大臣,加太子太保。她的祖父米思翰在康熙年间任议政大臣,当过7年的户部尚书,掌管国家的财政大权,曾经大力支持康熙帝的撤藩政策,深受康熙帝的器重。哈什屯和米思翰均于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被追赠为一等承恩公。孝贤皇后的父亲李荣保是米思翰的第四子,官至察哈尔总管。她的伯父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启御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未有若此之久者”,她的另一位伯父马武任过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官居一品,位极人臣,多年报效朝廷,被雍正称为“圣眷最渥之人”。时人记载:“明(明珠)、索(索额图)既败后,公(马齐)同其弟太尉公武(马武),权重一时,时谚云‘二马吃尽天下草’。” 孝贤皇后出身于这样一个累世高官的显赫家庭,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正统教育,娴于礼法,深明大义,并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加之天生的端庄文静,可以说是一位标准的名门淑女、大家闺秀。  夫妻情深  雍正五年(1727)七月十八日,雍正帝在紫禁城西二所(弘历即位后改名为重华宫)为皇四子弘历和富察氏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富察氏不仅聪颖美貌,还非常温柔体贴,婚后,这对小夫妻相敬如宾,感情笃挚,恩爱逾常。她尽心尽意孝敬公婆,深受公婆的喜爱。乾隆在当皇子时,就已经娶了福晋、侧福晋、格格等十人。做了皇帝之后,又纳了不少妃嫔。在乾隆的众多后妃中,孝贤皇后是和乾隆感情最好的,备受乾隆宠爱。因皇后富察氏谥号为孝贤,故又被称为孝贤皇后。作为丛旁渗一个有深度的男人,乾隆对女人的要求当然不仅是外表,他更在乎的是内涵和性格。在门第、外表和性格这三大因素中,富察氏最为突出的就是性格。富察氏是一位既聪明透顶,又天真烂漫,既精明过人,又大气温柔,既识大体,又重小节,既善解人意,又有原则,既含蓄婉约,又可以笑唾檀郎的女人。在他忙于事业时,她以自己的精明协调管理后宫,安排照顾皇子的生活和教育,让他不致分心。在他遇到困扰情绪烦躁之际,她如同一朵解语花,迅速读懂他的内心,恰到好处的轻轻一握手,亲手递过来的一片小吃,不声不响在他颈后的一个深吻,能给他极大的安慰,让他的心境迅速走出阴郁。当他心情极佳,精力无处发泄时,她又能陪他纵情玩嬉,陪他在围场纵马奔弛,甚至偶尔也一试挽弓射箭。  一代贤后  乾隆曾盛赞孝贤皇后:“历观古之贤后,盖实无以加兹”。虽是对她的私心偏爱,也反映了在极度挑剔的完美主义者乾隆心目中,孝贤皇后是完美贤淑、不可超越的典范。同时他认为他能够专心地处理国家政务,闲暇时间查阅典籍,全部是孝贤皇后的功劳:“朕躬揽万几。勤劳宵旰。宫闱内政。全资孝贤皇后综理。皇后上侍圣母皇太后。承欢朝夕。纯孝性成。而治事精详。轻重得体。自妃嫔以至宫人。无不奉法感恩。心悦诚服。十余年来。朕之得以专心国事。有余暇以从容册府者。皇后之助也。”。   皇后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并不是骄奢任性的女子,相反,她生性节俭,不喜奢华,平时在宫中的装饰打扮用品不是金玉珠翠,而是简简单单的通草绒花。有一次,乾隆对孝贤皇后谈起关外旧俗,提及祖上刚刚创建帝业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衣物的装饰都是用鹿尾绒毛搓成线缝在袖口,而不是像现在皇宫中那样用金线银线精工细绣而成。皇后深悉帝心,特地做了一个用鹿尾绒毛搓成线缝制而成的燧囊献给乾隆,以示不忘满洲本色。乾隆非常珍爱孝贤皇后亲手缝制的燧囊,一直带在身边。    除了生性节俭之外,皇后对乾隆感情至深,关怀备至,事必躬亲。一次,乾隆帝患上了严重的疖疮,经过多方医治,才渐渐初愈了,但御医一再叮嘱将养百日之后才能完全康复。皇后听说后,就搬到了乾隆寝宫的外屋居住,精心服侍了乾隆一百多天,直到看到乾隆确实康复如初,才搬回到自己的寝宫居住。    皇后一直为皇帝分忧解劳,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同甘共辛。譬如,乾隆在国事中最关心的事务之一便是全各地降雨的情况。因为干旱或水涝都会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和百姓的生活,以及国家的税收。当时最了解皇帝无日不以雨呖为念的,莫过于皇后。膜旱而同忧,雨雪而同喜,真称得上休戚与共了。在《雨二首》的注文中他特别提到这一情形:“忆十三年来,朕无日不以雨暘为念,先皇后实同此欣戚也。今晨观德殿奠酒,若常此时遇雨,应解愁而相慰,兹岂可复得耶?兴言及此,泪欲沾襟。”   最令皇帝满意的是,皇后非常孝敬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太后出身寒微,哪里能同皇后相比?但皇后生性纯孝,皇帝日理万机,问安视膳难免有不周之处,皇后却总能代皇帝尽到孝养之心。 有这样一个既孝且贤的好妻子,乾隆深深感到家庭生活的美满。  子女寿短  富察氏生有2子2女,可惜其中3位都早死,这也是导致皇后早逝的重要原因。作为母亲,她很不幸:  皇长女 :(1728-1729),雍正六年十月初二子时生,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戌刻殇,未封。  端慧太子永琏 :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时,富察氏生下了永琏,永琏这个名字是雍正亲自取的,“琏”字,就是 寓意着有将来能够继承皇位之意。如此一来,富察氏在弘历心目中就更受爱重了。弘历在乾隆元年,把永琏密定为皇太子。斯时皇帝年纪不过26岁,这样早就建储,显然是因为太钟爱某个儿子了,未想到刚过了两年多,永琏就因“偶感风寒”,一病不起,于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十二日巳刻夭亡,年仅9岁。最为中意的爱子早夭,对乾隆帝身心是一个巨大打击。为此,平素向来勤政的青年皇帝接连五天没有临朝。并把密定谕旨公布于众,谕曰:“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皇考命名,隐示承宗器之意。朕御极后,恪守成式,亲书密旨,召诸大 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后,是虽未册立,已命为皇太子矣。今既薨逝,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仪注行。”旋册赠皇太子,谥端慧 ,后功令讳其名“琏”字。按皇太子之礼为永琏隆重举丧,弘历多次亲临祭奠。    永琏死后,首先要办理的后事就是选择园址,营建园寝事宜。大臣们提出了几个地方,乾隆都不同意。为什么呢?原来乾隆想把永琏葬在自己的陵寝附近,使骄儿长倚膝下。而这时乾隆的万年吉地还没有派人卜择,这样永琏的葬地自然不能确定。所以只好把他的金棺暂安于京西田村殡宫。 经过反复挑选,最后朱华山以“来龙秀丽,穴情明确,土色纯黄”而中选。陵址确定后,乾隆帝又不惜花费三千零五十六两白银作为拆迁费,让二顷七十三亩八分九厘地里内的居民搬移,以此处地方为永琏墓地的禁区。在这片禁区内,乾隆帝从内务府拨银十六万八千二百三十五两,从工部提取建筑材料无以计算,并特付叶子金达三百七十八两九钱九分二厘,为永琏修建了太子园陵。这一陵寝规制是清朝所有皇子陵中最完善的,也是规格最高的。不仅在建陵上乾隆帝偏私永琏,就连对太子的祭祀上也表露出逾格的眷宠。按制除帝后陵在清明、中元、冬至、岁暮行四时钦派王大臣亲祭外,其余人等不得逾制,而乾隆帝对于年仅九岁殇命的永琏也采用同样规制,这一点就连亲王、王妃也是不能比拟的。 充分表达了乾隆失去爱子之后的悲痛心情。  固伦和敬公主 她是皇后4个子女中唯一一位长大成人的。公主生于雍正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薨于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十二年(1747年)三月,下嫁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 公主本下嫁蒙古王公,但破例准其留驻京师,她也是居于京师而享受1000俸银的第一位公主。子一,名叫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是乾隆帝亲自为外孙改的名,意为钢铁。   和敬公主死后,其遗体葬于北京东郊的东坝镇附近,与色布腾巴尔珠尔合葬。当时根据色布腾巴勒珠尔家族政治、经济地位上的需要,将和敬公主的衣冠埋于自己的领地,即今公主陵遗址。按照清朝的惯例,只有皇帝之墓称陵,而此处之所以称公主陵,其原因有二:一是和敬公主生前深受乾隆皇帝的宠爱,又其夫战功卓著;二是葬于科尔沁领地,距京遥远,称“陵”以提高其政治地位。  悼敏皇子永琮 乾隆十一年四月初八子时,已经35岁的富察氏又为乾隆生下了皇七子永琮。永琮出生这当天正逢亢旱之后大沛甘霖,又值“佛诞”——佛家指农历四月初八为佛生日——这吉祥的日子,皇帝大喜过望,挥笔写诗庆贺爱子的诞生。虽然此时乾隆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子,他对此子仍然爱如珍宝,也许是父亲的偏心,他觉得这个孩子是他所有孩子中最漂亮最可爱最聪明的一个,“性成夙慧,歧嶷表异,出自正嫡,聪颖殊常。” 在端慧皇太子薨逝后,乾隆帝从未考虑过立庶子为太子,而是一心盼望嫡子出生以继承大统。故而永琮在襁褓之中就被乾隆帝视为皇位继承人。皇太后在众多的皇孙中也最疼爱他。 可惜的是,永琮未满两岁,又因出痘于乾隆十二年腊月二十九日身亡。 乾隆悲痛万分,谕曰:“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之过耶!“ 乾隆赐谥“悼敏”(这在清朝皇子中是极少见的特例),并命皇七子丧仪应视皇子为优。皇帝的解释是“但念皇后出身名门,做为儿媳,在父皇生时,虽然没能伺候多长时间,但这些年侍奉太后,承欢致孝,备极恭顺,无微不至。做为皇后,则恭俭宽仁,可称得上贤后。她诞育佳儿,再遭夭折,殊难为怀。皇七子丧仪,应视皇子从优。”   因为既是乾隆自己心目中的继承人,也是中宫嫡子,加之有特谕指名“皇七子丧仪应视皇子为优”。于是这个内定的小太子同他的哥哥端慧皇太子永琏一起安葬在了朱华山太子陵园内,嘉庆四年,嘉庆帝亲政,追赠永琮为哲亲王。  东巡崩逝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乾隆奉皇太后东巡至山东,富察皇后随驾出巡。 由于乾隆是一个大孝子,只要其母亲能够走得动,出游肯定要带上她,富察氏来回奔波加上痛失爱子还要侍奉太后,加上车马劳顿,在行进在泰山行宫的时候,富察氏病倒了,经太医诊治,是身染风寒。深识大体又心地善良的皇后不愿因自己而贻误皇帝的国家重务,更不忍心拖累归心似箭的随扈人众,所以一再促请皇帝旋辔北还。皇帝沉吟良久,命令初八日奉皇太后回銮。终于,在回鸾的途中,龙舟行至山东德州的舟次时,富察氏撒手人寰,这一天是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富察氏年仅37岁,而乾隆38岁。他们短短的22年的夫妻生涯在爱与痛中结束了。  人们总是在挥手之间,便突然地告别了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美好年华;人们总是在永远失去之后,才真正懂得如何珍惜昔日曾视同寻常的一切。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亥刻,在事业上即将步入辉煌时期的乾隆皇帝,与恩爱发妻白头偕老的心愿却无可挽回地破灭了。宁静惬意的人生旅途对于还未到不惑之年的皇帝来说,似乎已到了终点,在今后千千万万的夏日冬夜里,他只能在梦幻中与皇后相见。皇后去世时所乘的青雀舫曾保留了她最后的体温,皇帝命令把这艘大船运进北京城。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船舶体积十分庞大,而城门门洞狭窄,在没有起重机械的古代根本无法进城。为了保留这艘船舶,皇帝想把城门楼拆掉。还是礼部尚书海望最后想出了一个方法,他命人即搭起木架从城墙垛口通过,上设木轨,木轨上满铺鲜菜叶,使之润滑,千余名人工推扶拉拽,费尽力气,终于将御舟运进了城内。  皇后刚刚去世之时,皇帝感到更多的是震惊。真正摧心彻骨的悲痛,是在以后的岁月中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袭来。 结发22年,他和皇后如同两棵相互依靠交织成长的大树,彼此早已长成了对方的一部分。登基之后,进入后宫的年轻妃子越来越多,在皇后容貌褪尽的同时,她们如同一朵朵含露的花朵,竞相绽放。然而皇后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加,因为这种魅力源于内心,就像一坛芬芳的酒,岁月越老,就越醇香。富察氏是皇帝永远的大后方、大本营,永远的温柔港湾。随着岁月流逝,皇帝越来越觉得皇后的娴静、温柔、持重,不急不躁不妒,像一块贴身的玉石,时刻调适着他的政治体温。共同生活的时间越久,他们相处得越谐和,越能读懂对方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知道彼此的内心需要。正是因为有她在,他才能精力充沛地处理国务,把大清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    皇后离去的半年,表面上,皇帝仍然在全力处理国务,然而悲悼之情像潮水一样经常突然袭上他的心头,悲痛的巨流频频卷起,让他什么也做不下去。一连数月,皇帝都睡不踏实,动不动就觉得皇后还在身边,频频惊醒。太监注意到,一向严谨精明的皇帝变得迟钝了、无目的的活动增多、工作没什么效率、常常走到一处,却忘了自己是要寻找哪个奏折。有时刚说过的话,立刻就忘得一干二净。还不时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后宫上下都提心吊胆。  丧葬风波  乾隆丧子、丧偶以后,极度悲痛,情绪恶劣,在烦恼焦躁中由于孝贤皇后的丧葬事件引起了大官僚一连串的贬责黜革甚至赐死,使乾隆初年相对平静的宦海突然掀起了波澜。朝廷的政策方针从“宽”趋“严”,向着新的统治格局和统治作风演变。    首当其冲的便是皇长子和皇三子。他们作为庶出皇子,在孝贤皇后去世后,无悲哀之意,被乾隆斥为不孝,永璜的师傅俺达相继受到处分,其中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各罚俸三年,其他师傅俺达各罚俸一年。永璜和永璋也因为这次事件,被取消皇位继承权,两年后永璜忧惧而死。  随后,皇后的葬礼会逐渐演变成一场全国官场的灾难。     乾隆13年四月,皇帝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这个玩笑开大了,凭空把孝贤皇后提成了乾隆的老妈,这让皇帝勃然大怒,刑部尚书阿克敦被交刑部治罪。其他刑部官员见皇帝盛怒,加重处分,拟绞监候。不料,暴怒的君王尚不满意,责备刑部“党同徇庇”,故意“宽纵”。将刑部全堂问罪,包括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阿群、兆惠、魏定国,均革职留任,而阿克敦则照“大不敬”议罪,斩监侯,秋后处决。这样严厉的处分使当时官僚们个个胆战心惊。    5月,乾隆又抱怨光禄寺筹备的给皇后的祭品等不够干净,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瑛俱降级调用;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制造甚用粗陋”,全堂问罪,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其他尚书、侍郎从宽留任;因为册谥皇后时礼仪出现小小纰漏,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别受到处分。     由于乾隆与孝贤后生前感情挚笃,各地督抚大臣、提督、总兵、织造、盐政等官员纷纷借此邀宠,呈递奏章,要求“跪请圣安”并“叩谒大行皇后梓宫”。两淮盐政吉庆声明自己“惊闻皇后崩逝之信,心胆俱裂”,福建陆路提督则“伏地哀泣,涕泪交流”。乾隆对这些奏折大多是一览了之,表示毫不在意。但是,各省满族的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凡是没有奏请赴京的,各降二级、或销去军功记录。这样受到处分的有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二名满族文武大员。     6月,举行祭奠孝贤皇后典礼的时候,来的大臣不到一半,各省督抚大员要求进京参加葬礼的也太少,这让乾隆尤其不爽,他决定找个由头杀人。  正好,杀人的机会来了。 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官员们在一百天内不能剃发,以表示自己专心悲痛,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这种风俗大清会典中并无记载,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并没有遵照旧习,百日内已经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责任。因此,皇后之丧中,许多人都剃了头。6月,锦州知府金文醇,在百日内剃头,被人举报,当场抓了起来,交到刑部,刑部定了斩监候,乾隆正在气头上,刚好遇见这个杀人机会,一看刑部的判决,马上把刑部尚书盛安叫来大骂一顿,说他徇私,把他也关了起来。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江南河南总督周学健,也是剪了头发,乾隆一看,好家伙,一个比一个官大,总督也送上门来了!周学健还没处理呢,又送上来一个:湖广总督塞楞额,乾隆眼珠一转,写了以下的批示:先有个金文醇,再有个周学健官职比他大,所以我就不怪金某了,现在又有个塞楞额,身为满人,也不知道以身作则,这样,就处理塞楞额。于是,塞楞额被下令自杀,周学健革职,发到边疆做苦力,至于金文醇等人,就算你们运气了,保住性命,滚蛋吧。    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也于百日内剃头。听说乾隆严厉追究此事,吓得战战兢兢。杨锡绂准备自行检举,以求减轻罪证.塞楞额因是旗人,恐加重治罪,阻止杨锡绂自首,后来事情败露。乾隆的怒气更是火上加油,杨锡绂、彭树葵革职。    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用“泉台”二字,乾隆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字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俱罚俸一年。   孝贤皇后的丧葬风波主要事件如上,更多内容详见《乾隆帝及其时代》、《乾隆十三年剃发案研究》、《孝贤皇后之死与丧葬余波》。    从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开始,乾隆对大臣的态度从开始的“以礼待之”渐渐变成了颐指气使,呼来喝去,动辄痛骂训斥,任意挫辱。。“彬彬有礼”的面纱从此被撕去,“君使臣以礼”这一词条在乾隆的政治词典中被删掉。  史无前例的国葬  在乾隆皇帝看来,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为皇后办理一个风光盛大的丧礼,这样才配得上皇后在他心里的地位。他一意孤行地给了她隆重的葬礼,排场之大,空前绝后。 皇后丧仪的先例载在《会典》,一翻便知。康熙十三年五月,孝诚仁皇后去世,其时正值三藩之乱,圣祖康熙皇帝惟恐外省各官举哀服丧,“有惑观听”,引起更大的惊恐混乱,遂降旨各省一切丧仪皆免。此后圣祖康熙诸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世宗雍正孝敬宪皇后的大丧仪,一律循例而行,从未讣告在外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照京师治丧。如今令总理皇后大丧仪的王公大臣进退两难的是,照例行事,难免龙颜不悦,而违例提高丧仪规格,又必然遭致物议。权衡之下,他们决定索性抛开本朝《会典》而援引先朝《大明会典》所载皇后丧仪,联衔奏请外省一律照京师治丧,理由冠冕堂皇:“大行皇后正位中宫,母仪天下,忽值崩逝,正四海同哀之日”,皇帝自然照准。于是各省文武官员从奉到谕旨之日为始,摘除冠上的红缨,齐集公所,哭临三日,百日内不准剃头,持服穿孝的二十七天内,停止音乐嫁娶;一般军民,则摘冠缨七日,在此期间,亦不嫁娶,不作乐。天下臣民一律为国母故世而服丧,就清朝而言,尚属空前。  私定谥号  中国古代,极重所谓“谥法”。“谥”者,行之迹也。也就是帝后及大臣死后,要据其生前事迹,评定一个或褒或贬的称号。《大清会典》规定,皇帝崩逝所上庙号、尊谥,由大学士偕九卿科道等官会议,将所议定之字奏请嗣皇帝钦定;而后妃及王大臣凡应赐谥者,皆由大学士酌拟合适字样,奏请钦定。如今皇帝根本不理会内阁,径自降旨定大行皇后谥号为“孝贤”,实无先例。  随后,乾隆亲自护送载着富察氏灵柩的龙舟日夜兼程地赶回了北京。富察氏殡于长春宫, 皇帝服缟12日,并每天到皇后生前居住的长春宫灵前祭酒。   乾隆为筹措皇后的葬礼,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下面一组庞大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了。   乾隆13年三月二十五日,谕令恭办丧礼处向户部支领白银三十万。同日,孝贤皇后金棺从长春宫移至景山观德殿。观德殿是清代帝后出宫之后停放棺木之处,富察氏死后,乾隆下令挪盖观德殿。此工程包括新建宫门、添盖净房、铺墁甬路、海馒散水、添砌瓦院等项,动员工匠8242个,各作壮夫9593名,耗费白银9600余两。   静安庄是帝后移出观德殿后停放棺木之处,静安庄本有殿堂,可乾隆帝认为规模太小,下令扩建。从乾隆13年四月开工,包括大殿、前报殿、宫门、配殿、朝房等新建房间338间,耗费白银91300余两。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二十五日,大行皇后梓宫移殡景山观德殿。 乾隆亲临祭酒。此后的初祭、大祭礼、满月礼等到后来皇后梓宫暂奉东直门外静安庄以后的暂安礼、周年礼、二周年礼等等,乾隆无不亲临致祭。  外戚恩泽  正当大家处于皇后丧葬风波的恐怖气氛之时,孝贤皇后的亲属们却沐浴着无比浩荡的皇恩。富察氏一族在乾隆朝以后族之故,一门朱紫,出将人相,更臻于鼎盛之势。这样的殊宠被史家称颂为,   “外家恩泽古无伦”,“圣心眷注亦古今所罕见也”。而李荣保第十子、皇后之亲弟傅恒一支尤煊赫。   傅恒年未而立即位登首辅,二十余年中,出将入相,活跃在乾隆朝政治和军事舞台,在推动乾隆盛世形成的过程中,贡献甚钜,乾隆帝对其评价之高,恩宠之异,罕有人及。    乾隆也丝毫不掩饰自己施恩外戚是因为皇后的缘故:“朕之加恩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并不因其为大学士公傅恒之兄弟也。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而况其兄弟乎。朕为天下主。何事非秉至公。何事能逃明鉴。”    孝贤皇后的侄子福康安,自幼被乾隆带到内廷,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乾隆对他更是委以重任,生前封贝子,死后赠郡王,成为一代宠臣之最。   富察氏一族在乾隆朝的著名人物:富良,傅恒,傅清,福灵安,福隆安,福长安,明瑞,明亮,福康安,奎林。    在富察皇后安放在裕陵地宫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为她祭酒一百一十次。乾隆帝在皇后丧满日写了著名的《述悲赋》。《述悲赋》具有催人泪下的震撼力量,历史上哪有这样的皇帝对爱情如此的专一深挚呢。    乾隆十七年冬,东陵胜水峪地宫工程告竣,皇帝亲自护送皇后梓宫奉安于地宫宝床上,赫赫扬扬,风风光光的孝贤皇后大丧仪才落下了最后一幕。 丧礼完毕之后,乾隆下令设立“孝贤皇后陵总管衙门”,这个衙门,设置总管、副总管、章京、笔贴式等大小官员23名,看守陵墓兵丁80名。看守陵寝,仅这一项开销,每年就需银十万两以上。www.shufadashi.com*�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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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该是“湖广填四川”。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

展开全部历史事件为“湖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58685e5aeb931333431356662广填四川”。“湖广填四川”,是发生在明清时期的从湖广到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潮。其中,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 大规模开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为止的移民运动堪称规模最大,历时105年之久。“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地。元朝设置湖广行中书省,包括今湖南省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明清两朝虽已分省,但因相沿成习,所以仍称湖北、湖南两省为“ 湖广” 。现代的四川人中有很多祖籍在湖广。民国时期的《巴县志》中记载,自从晚明张献忠“屠蜀”以后,四川当地人为之一空,外来移民中十个里有九个是湖广人滑顷陆。除了四川本地人,外地人以湖广居多,其他还有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移民。而湖广人在四川各县人口中所占乎悄的比重,也是相当可观。扩展资料:"湖广填四川"历史原因:南宋末年,四川军民长期参加抗金以及抗击蒙古的战争,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元末明初,起义军领信顷袖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朝,带来了一部分湖广人。随后,大量的湖广人迁徙到了四川、重庆等地。明末清初,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规模屠杀,以及后来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再加上30年间经历长期的战争以及瘟疫等自然灾害,四川再次遭遇了人口锐减。康熙皇帝在位期间,颁布了填川政策,于是全国十几个省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潮,大量湖广人氏及其他地方的人迁入四川重庆地区。历经几百年的人口迁移,四川真正的土著民已经极少,更多的是来自其他省的混合居民,从而形成了今天四川、重庆人口的主要结构。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湖广填四川*展开全部应该是“湖广填四川”。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e5a48de588b6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31333239313564祖籍何在,十有档如隐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厅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橡让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死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展开全部湖广填四川清罩段朝康熙年间 四川的人经战乱之后太少了 大片土地荒芜物段誉后来主要是燃蔽两湖当时是一省 加上两广的人 史称湖广填四川*展开全部湖广填四川。湖bai广指的是湖南du湖北,跟广zhi东广西没有关dao系。福含铅建与广东并称版时并不叫福广。权清初至民国地名简称谈明好所指主要地区:湖槐兄广:湖南湖北。两广:广东广西。两江:江苏浙江。闽浙:福建浙江。闽粤:福建广东。云贵:云南贵州。*展开全部历史记载是"湖广填四川",老一辈的人经常说起.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www.shufadashi.com*ɼ*�